然后——据当时在场的CFO事后回忆——“苏总盯着手机看了整整五秒钟，脸色没什么变化，但她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三下，那个频率我们都没见过。然后她抬起头，宣布会议暂停十分钟。”苏砚走出会议室，站在走廊的落地窗前，望着楼下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把孟晓渔那条消息来回看了三遍。然后她给陆时衍打了个电话，接通之后只说了四个字：“紫英回来。”
电话那头的陆时衍正在翻阅案卷。他的手指停在某一页的页脚，那块地方有一个被反复折叠又摊开的折痕，折痕里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像是被人用指尖摩挲过无数次。他合上案卷，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阳光刚好落在他书架上那个相框上。相框里的照片是三年前拍的，银杏树下，两个人，背景是电子科大老校区的红砖墙。他看了那张照片一眼，然后对着电话说：“我知道了。需要我去接吗？”
“不用。”苏砚说。
“好。”陆时衍说。
然后两个人都沉默了。沉默里有一桩往事，谁也不愿先提。四年前薛紫英离境的时候，陆时衍没有去送。不是不想送，是薛紫英不让他送。她在电话里说了两句，一句是“别来”，另一句是“对她好一点”。陆时衍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个下午。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些过了期的法律文书和一封毕业典礼的邀请函，还有一张薛紫英站在律所门口的照片，背后写着一行日期，字迹已经褪成了淡灰色。他没看那张照片，直接把信封重新封好，放到了柜子最底层。
周三下午，孟晓渔开着一辆脏得看不出本色的吉普车去了机场。苏砚坐在副驾驶，后座空着，留给薛紫英和她的行李。两个人在车上几乎没说话。孟晓渔拧开收音机，调了几个台都是广告，干脆关了。车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和雨刷器偶尔划过挡风玻璃的声响。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筛水。
机场到达厅里人不多。孟晓渔举着一张用A4纸手写的接机牌，上面写着“薛老板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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