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完那个行业峰会的奖之后，苏砚和陆时衍做了一个在外界看来极其冲动、在他们自己看来极其合理的决定——搬家。不是搬进某个高档社区的独栋别墅，而是搬到了电子科大老校区附近一套普通的三居室。离那棵银杏树八百米，步行九分钟，骑共享单车四分钟。
苏砚记得搬家那天，陆时衍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环顾四周，说了一句话：“这里能听见学校的上课铃。”
她说：“嗯。”
他说：“我喜欢。”
她就没再问了。
但是搬家之后的问题，是两个习惯了独居的人始料未及的。不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苏砚的生活习惯其实很好，按时起床，按时工作，按时在凌晨两点关掉电脑。陆时衍的生活习惯也很好，按时晨跑，按时开庭，按时在睡前读半个小时的书。
问题在于，他们的“好”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苏砚的三餐是功能性的。早餐一杯黑咖啡加一片全麦面包，午餐在公司食堂解决，晚餐——如果没有应酬的话——就是冰箱里那些速冻食品轮着来。她的逻辑很简单：吃饭是为了补充能量，能量的单位是卡路里，只要摄入足够的卡路里，吃什么都一样。
陆时衍对此的评价只有三个字：“反人类。”
他自己做饭。不是偶尔做，是每天都做。哪怕庭审开到晚上八点，他回到家里也要给自己下一碗面，面里要有青菜，要有鸡蛋，汤底要用干贝和猪骨提前熬好。他说这是“活着的底线”——一个人如果连吃饭都糊弄，那他对别的事情也认真不到哪里去。
这个观点他在同居第一天就对苏砚发表了。当时苏砚正在用微波炉加热一盒速冻水饺，闻言抬起头，说了句让陆时衍噎了半天的话：“我糊弄吃饭，但我没有糊弄我的人生。我的人生里，吃饭排在很后面。”
陆时衍说：“那你的人生里排第一的是什么？”
苏砚想了想：“工作。”
“第二呢？”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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