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在这里，清醒是一种选择，不是义务。”
“酒。”苏砚说。
“茶。”陆时衍说。
薛紫英看了他们一眼，嘴角动了动，没说话。她转身从架子上拿了一瓶冰岛杜松酒和三个玻璃杯，又从热水壶里倒了一杯不知道什么时候泡的红茶，茶叶已经泡得发黑了。她把酒和茶一起端到矮桌上，坐下，给自己倒了半杯杜松酒，没加冰，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搁在膝盖上，用两只手捂着。
“说吧，”她说，“你们大老远飞过来，总不会是为了喝我这杯酒。”
陆时衍端起那杯泡过了头的红茶，喝了一口。茶又苦又涩，但他没皱眉头。他放下杯子的时候，忽然笑了一下——那种笑法苏砚见过一次，是在他发现导师涉案证据的那个深夜。不是开心，是终于要把一块在心里压了很久的石头搬开了。
“薛紫英，”他叫她的全名，语气像是在法庭上宣读一份重要的证词，“我来冰岛之前，跟我的心理医生聊了三次。三次都是同一个话题——‘你怎么看待薛紫英这个人’。第一次我说，她是差点毁了我职业生涯的人。第二次我说，她是救了我和苏砚命的人。第三次，医生问我，‘还有呢’？”
薛紫英把酒杯搁在膝盖上，没有接话。
“我想了很久，”陆时衍说，“最后在飞过来的飞机上想通了。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人里面，做错事之后付出代价最大的那一个。你在资本总部偷那些交易记录的时候，是抱着回不来的打算去的。”
薛紫英的手抖了一下。杜松酒从杯子里洒出来两滴，落在她的羊毛毯上，洇出两个深色的小圆点。她低头看着那两个圆点，像是在看什么重要的证据。
“你不用替我美化。”她的声音很轻，“我做过的那些事，美化不了。该判的，逃不掉。我只是运气好，遇上了一个愿意放过我的人。”
“我说的不是美化。”陆时衍说，“我说的是事实。律师的职业病——只陈述事实，不做价值判断。至于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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