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紫英回国的第七天，苏砚把她带到了银杏巷。
不对，应该说——带到了银杏巷曾经存在过的地方。
那条老巷子已经拆干净了。青石板路、灰砖墙、墙头上趴着的野猫、巷口修鞋的老头，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平整过的空地，四周围着建筑工地的蓝色铁皮围挡，围挡上贴满了房产广告，每张广告上都印着同一个词——未来。
“未来。”薛紫英站在围挡前，把那个词念了一遍。她的声音里没有嘲讽，只是有点茫然。冰岛的雪原待久了，忽然站在一片工地上，人有点恍惚，像从一个梦境跌进了另一个梦境。
苏砚站在她旁边，两手插在风衣口袋里，下巴缩在领子里面。她没看广告牌，她看的是空地中央那棵银杏树。
树还在。
拆迁队保留了这棵树。它的根系被保护得很好，树干上还挂着电子科大老校区时期的铭牌，字迹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认出一个“银”字。树下那块石凳也还在，只是被挪了位置，从原来的树荫底下移到了工地临时围栏的边上，凳面上落了一层灰，还有半瓶没喝完的矿泉水。
“我跟你说过这棵树的故事吗？”苏砚问。
“说过一点。”薛紫英说，“你说你爸以前每个秋天都带你来这儿捡银杏叶。捡回去夹在书里，第二年叶子干了，书里全是叶脉的印子。”
“我说过那么多？”
“你喝醉的时候说的。”薛紫英笑了笑，“那次你喝了半瓶红酒，把陆时衍的领带扯下来当绳子跳，跳完了倒在沙发上，忽然开始讲银杏树。讲了大概——”她想了想，“四十分钟。陆时衍在旁边录音，说下次庭审拿这个当证据，证明苏总也有逻辑混乱的时候。”
苏砚的嘴角抽了一下。她想起来了。那是婚后第一年的事，陆时衍确实录了音，也确实在某个周末的早晨循环播放，逼得她签下了一份“苏砚同志承诺以后喝酒不超过三杯”的不平等条约。她把这份条约存在手机里，文件名是“丧权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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