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句：“说真话。”
这三个字有一种奇异的效力。也许是因为他在法庭上说惯了“请证人如实陈述”，也许是因为此刻凌晨两点，书房里只有屏幕的光和两个人的呼吸，任何伪装都显得多余。苏砚把薯条从嘴里拿下来，搁在便签纸旁边，说：“看竞品的数据报告。他们的用户留存曲线在这个季度出现了一个异常拐点，我想反推他们的算法调整策略。”
“明天上班不能看？”
“上班时间要看内部数据。竞品分析只能下班做。”
“你管凌晨两点叫‘下班’？”
苏砚没有回答。她把毯子往肩上拢了拢，这个动作等于承认了。
陆时衍没有继续追问。他站起来，说了一句“等我五分钟”，然后走出了书房。
苏砚听到厨房里传来轻微的响动——水龙头的声音，燃气灶点火的声音，锅铲碰锅的声音。五分钟后，陆时衍端着一个碗走进来，搁在她键盘旁边。一碗酸辣粉，醋放得刚好，辣椒搁得不多不少，花生米是脆的，粉条没有煮成一锅粥。
苏砚盯着那碗粉，又抬头看他，眼神里有种很难描述的东西。不是感动——苏砚不太会感动——更像是某种精密仪器在重新校准，试图理解眼前这个变量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以这种方式出现。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个的？”她问。
“上个月。”陆时衍重新坐下，“你上次做失败了之后，我去找了建设路那家你最喜欢的摊子，跟老板学了三趟。第一趟学调料配比，第二趟学火候，第三趟学怎么让花生米不糊。”
苏砚拿起筷子，挑起一撮粉，吹了两口，吃进去。她咀嚼的速度很慢，像是在做口味分析。咽下去之后说了句：“比你老婆做得好。”
“你就是在夸你自己。”
“我是在陈述事实。”
这是凌晨两点二十三分，两个人在书房里对着一碗酸辣粉进行的对话。窗外成都的夜空灰蒙蒙的，看不到星星，但书房里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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