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的办公室在律所的第十六层，落地窗正对着府南河。往常他坐在那张老榆木办公桌后面，抬眼就能看到河水拐弯处那棵歪脖柳树。但今天他没坐在办公桌后面。他站在窗前，背对着门，衬衫袖子卷到手肘，右手拿着一支笔在窗玻璃上写字。
苏砚推门进来的时候，他正在往玻璃上写第三个字。前面两个字是“行政”，第三个字只写了一半，是个“复”字的左半边。字迹潦草得像是某种只有他自己能破译的密码——草书不像草书，简笔不像简笔。
“你打算用这种方式给规划局发律师函？”苏砚问。
陆时衍转过头，看到是她，也不惊讶。他把笔帽盖上，扔回笔筒里。笔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精准落进笔筒，但他转身的时候肩膀不小心撞翻了旁边那摞半人高的案卷。文件散了一地，像一群被风吹乱的鸽子。
“不好意思，”他蹲下来收拾，“这些都是拆迁相关的资料。我查了一下午，规划局的、城建局的、文物局的，还有——”
“树的事。”苏砚替他说了。
陆时衍停下手里的动作，抬头看她。苏砚站在门口，逆着走廊里的灯光，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陆时衍跟她打了这么久官司，又跟她处了这么些年，能感觉到她此刻的情绪像一杯正在降温的开水——表面平静，底下全是翻滚的气泡。
“树的事。”他站起来，从桌上拿起那份刚打印出来的规划局文件，翻到第三页，指着一行字给她看。苏砚低头看了一眼。文件上盖着红章，写着“关于银杏巷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绿化移植方案的批复”，附件里有一张表格，罗列了待移植的全部树木，品类、树龄、胸径、移植地点。那棵银杏树排在第二行，树龄写的是“约八十年”，胸径“零点八米”，移植地点写的是“市园林局苗圃”。
苗圃。苏砚的目光在那两个字上停了一下。八十年的树，要挪到苗圃里。苗圃不是家。苗圃是临时中转站，是树木的中介公司，进去之后能不能活，能不能再出来，谁也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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