浆店还开着。他说下个月不干了，回老家给儿子带娃去。张婶在门口晒了最后一批萝卜干，见了我，非塞给我一包。还有那个修鞋的哑巴师傅，冲我比划了半天，意思是要我帮他写几个字。”
“写什么？”
“他儿子考上了大学，要办助学贷款，需要个担保声明。”陆时衍说，“我给他写好了，一个字没改。他拿着那张纸，开心得像个孩子。哑巴开心，就使劲比划，满脸都是笑，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站在那儿，忽然觉得，这巷子要是没了，这些人的去处就散了。”
苏砚睁开眼，透过阳台栏杆，望向银杏巷的方向。从这里望过去，只能看见那棵老银杏的树尖，黑黢黢地戳在夜色里。她知道陆时衍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他这是在想办法，可办法到了头，剩下的就是沉默。
“保不住了吗？”她问。
“保不保得住，得看开发商背后那双手肯不肯松。”陆时衍说，“我查过那家公司的股权结构。链条很干净，但越干净的链条，越说明有人花过心思。商业地产、文旅包装、资本运作，每一步都符合政策导向，这世上最麻烦的就是‘合法’两个字。”
苏砚没接话。她当然明白。合法地做一件不道德的事，这是商业世界最古老也最结实的戏法。她自己就是从这套规则里滚出来的，只是后来站到了另一头。可站到另一头，不等于能掀桌子。
“我明天去公司，让法务换个思路。”苏砚说。
“没用的。”陆时衍轻轻摇头，“行政认定、公益诉讼、媒体呼吁，这些你我都想过了。对方也在等你出招。你越急，他们越稳。这片地的价值不在房子，在于地段。他们盯上的不是银杏巷，是巷子下面那块地。巷子本身，只是拆掉之后就能兑现的数字。”
苏砚沉默了好一阵。风大了些，把阳台上的灰尘和碎叶卷起来，又懒懒地放下。她忽然说：“那就不保房子了。”
陆时衍偏过头看她。月光下，苏砚的脸像一块冷玉，眼睛却亮得惊人。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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