睛。但陆时衍不让她转，他伸手把她的脸轻轻扳回来，拇指擦过她眼角。那里没有眼泪，只有一点湿意。
“你知道我为什么在法庭上第一次见你，就记住你了吗？”陆时衍问。
“因为我摔了证据？”
“不是。”陆时衍笑了，“因为你摔完证据之后，弯腰把它捡起来了。你当时蹲在地上，把散落的文件一页一页收好，收完了才站起来继续说话。我就想，这个人，连摔东西都有分寸。摔了，发泄了，但该做的事一件不落。这种人不可能是坏人。”
苏砚瞪他：“你当年在法庭上就看这个？”
“我在法庭上看很多。但我先看的是人。”陆时衍松开她的手，从兜里掏出手机，划了两下，翻出一张照片给她看。那是一张老照片，一个中年***在法院门口，穿着法官袍，表情严肃，但嘴角微微上扬。
“我爸。”陆时衍说，“他辞职那天拍的。他在法院干了十二年，辞职信交上去的时候，院长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当法官，是想让好人不受冤。但这个位子坐久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好人。’院长说：‘那你换个位子，去当律师，也许看得更清楚。’我爸就辞职了。”
陆时衍把手机收起来：“他一直没能看清楚。直到他去世，他都在琢磨那个问题——怎么分辨好人坏人。他没琢磨透。但他教了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确定的时候，就去看细节。看一个人怎么吃饭，怎么摔东西，怎么哄孩子，怎么对待比他弱的人。细节不会撒谎。”
苏砚看着陆时衍。月光照在他脸上，轮廓分明，眼角的细纹在暗处隐没。她忽然觉得，面前这个人，不只是一个律师，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是一个继承了某种东西的人。那种东西，比法律条文更重，比商业合同更深。
“陆时衍。”她第三次喊他的名字。
“嗯。”
“你把你爸说的那句话，也留给小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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