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第二天一早给钱伯钧打了电话。
钱伯钧是他爸当年的书记员，后来下海做了律师，在城东开了家小所，专接劳动争议的案子，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但他乐在其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跟着陆法官学了十年，没学会怎么发财，就学会了怎么跟当官的拍桌子。”
电话接通的时候钱伯钧正蹲在早市上跟卖豆腐的讨价还价，背景音吵得跟菜市场爆破现场似的。陆时衍把来意说了个大概——他爸留了份名单，上头有个词叫“蒲公英”，想问问钱叔知不知道什么意思。
钱伯钧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陆时衍听见他跟卖豆腐的说：“不砍了不砍了，就按你说的价，给我装袋里。”付完钱他换了个僻静地方，才开口：“时衍，你爸那名单你从哪儿翻出来的？”
“我妈收拾老房子，从书柜夹层里找出来的。”
“几个人？”
“十几个。都打了括号，标了年份和地点。底下写了‘蒲公英’。”
钱伯钧在电话那头长长地出了口气，出了足足有五秒钟，出得陆时衍以为他掉线了：“钱叔？”
“我在。”钱伯钧的声音忽然老了好几岁，“时衍，你爸当年从法院走的时候，是我送的他。他从办公室出来就拎了个纸箱子，里头一个搪瓷缸、两本笔记本、一张你妈的照片。院里同事要送，他谁也没让送，就让我送到门口。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伯钧，蒲公英被风吹散了，但种子落地还是会生根。你好好干。’”
“所以蒲公英是——”
“是你爸攒的一个局。”钱伯钧那头传来打火机啪嗒一声，他点着根烟抽了一口，“你爸在法院那些年，办了不少案子。办得越多，得罪的人越多。到二〇〇八年前后，他手上同时压着三桩案子，一桩涉及周培年那家鼎汇资本，一桩涉及市里某个领导的小舅子，还有一桩牵扯到省里某位大老板的亲属。三桩案子同时被人打了招呼，让他‘慎重处理’。你爸没照办，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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