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了简单的平均主义,引入了更细致的衡量标准。
他将谷内所有劳作分为数等:如垦荒、建造、作战、高危技术(如锻造、火器制作)为“上功”,日常耕作、制盐、巡逻、运输为“中功”,后勤杂役、辅助劳作等为“下功”。每完成一定量的劳作,经队正核实,便可获得相应的“工分”。同时,作战勇敢、技术革新、提出有效建议者,另有“特功”嘉奖。
每日口粮的分配,便与这“工分”紧密挂钩。完成基本劳作额度者,可得基本口粮,确保生存;超出额度、工分高者,则可获得更多粮食或偶尔的肉食、细盐作为奖励。而对于伤、病、老、弱者,则设有一条保障底线,由公中拨付基本生存物资,体现集体的温度。
此例一出,谷内哗然,尤其是部分野熊谷旧人,觉得凭空多了许多规矩,远不如之前按人头分配来得简单。但胡汉态度坚决,他召集全员,耐心解释:“乱世之中,力强者、劳多者,若不能多得,何以激励奋勇?然鳏寡孤独,亦是我等同袍,岂能坐视其冻馁?此例,求的乃是一个‘公’字,论功行赏,按需济困,方能长久!”
他让张凉、杨茂等人率先严格执行,并公开记录每个人的工分。几日下来,人们发现,只要肯出力,确实能吃得更好,那些原本有些懒散的新降者,为了挣得更多工分,也变得积极起来。而基本的生存保障,又给了所有人一份安心。反对的声音渐渐平息,新的秩序开始缓慢而坚定地取代旧的习惯。
与此同时,技术的传播与人才的发掘也在加速。胡汉并未将制盐、锻造等关键技术垄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是有选择地向下扩散。他让杨茂从新降者中挑选出几名曾有铁匠、木工经验的匠人,纳入工坊,一边劳作,一边学习改进后的技术。制盐的工序也被分解,更多人参与到取土、过滤、曝晒等环节中。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名叫孙木根的新降者引起了胡汉的注意。他年近四旬,沉默寡言,原是赵胥军中负责修理弓弩的匠户,对器械结构有着惊人的理解和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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