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这套方案，融合了唐代租庸调法和宋代商业税的某些特点，并考虑了龙骧的实际情况，旨在建立一个多层次、广基础的税收体系。
崔宏听后，沉吟道：“租庸调法，古已有之，若能公平执行，确可安民。然商税及新税，恐引士林非议，言与民争利。”
王瑗则从民生角度考虑：“税目增多，虽税率不高，但若吏治不清，执行走样，反成扰民之举。需有严密监督与申诉渠道。”
李铮更关心可行性：“新税征收，需大量熟悉算学、通晓律法的吏员。目前各级官府，此类人才紧缺。且账目登记、核查，工作量巨大。”
胡汉认真听取各方意见，逐一回应：
“崔先生所虑，在于‘名’。我等征税，非为君王奢靡，乃为养军安民、兴教劝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何来争利之说？此理需通过蒙学、文告广为宣讲。”
“王主簿所言，切中要害。税吏之清廉，关乎新政成败。需在《治典》中明确税吏职责与罚则，并设‘监察司’，独立于各级官府，专司纠察税政弊端，受理民户申诉。同时，所有税目、税率需张榜公布，使民知晓，接受监督。”
“李长史之忧，正在于此番改革之关键——人才与工具。”胡汉目光转向一旁参与会议的狗娃（胡启），“活字印刷，可大量印制标准税票、账册与律法条文。格物院需与户曹合作，尽快推出一套简便易行的记账符号与方法（早期复式记账法雏形），并在各蒙学加强算学教学，培养算学人才。各州县亦需开设‘吏员培训班’，教授新税制与新算法。”
策略既定，龙骧便开始稳步推行税制改革。户曹吏员们加班加点，制定各税种的详细征收细则；活字印刷坊日夜不停地赶印新的税票、告示和培训教材；第一批从蒙学和原有吏员中选拔的算学尖子，进入了紧急培训状态。
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新税制推行之初，民间确有疑虑，尤其是商税和新增税目，一些商户试图隐瞒交易，甚至串联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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