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八。这是她留下的底线——回南城的车费，下个月的房租，最基本的生活费，以及……一丝连她自己都觉得可笑的、对“万一”的防备。
三万八，能支撑多久？父亲在市医院放一个支架，进口的，加上手术费、住院费，至少七八万。后续的康复、药物，每个月又是几千。这还不算家里其他开销，母亲的高血压药，哥哥的“生活费”……
绝望，像车窗外的夜色，无边无际，沉重地压下来。但奇怪的是，这一次，她没有像之前那样崩溃，没有无声痛哭，甚至没有太多的恐惧。只是一种深沉的、冰冷的疲惫，和一种近乎认命的清醒。
她知道，那笔“特殊贡献奖”已经用掉了大半，剩下的撑不了几天。她必须想办法。立刻，马上。
向家里要？不可能。家里唯一的“资产”就是那套哥哥刚交了首付、还没拿到钥匙的房子，而且房产证上只有哥哥的名字。母亲上次电话里小心翼翼地说“要不把房子退了？”，立刻被哥哥在电话那头暴怒地打断：“退什么退！定金没了，首付也白交！我怎么办？我这辈子就打光棍了？！”
于是，母亲再不敢提。只是对着她哭，说“艳红，你再想想办法，你在大公司，认识人多……”
在大公司，认识人多。
这句话，像一道微弱的闪电，在她混沌的脑海中划过。是啊，她在丽梅集团，在“大公司”。公司里那么多人，月薪过万的应该不少吧？也许……可以借？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在她心里疯狂生长。借钱。向同事借钱。这是她现在唯一能想到的、看起来“正常”一点的途径。网贷、高利贷，她不敢碰，那是真正的深渊。而向公司预支工资，额度太低，且需要理由，她不想让公司知道她的窘境——虽然苏晴可能已经知道一些，但主动暴露又是另一回事。
借钱。向谁借？借多少？
她的大脑开始机械地、冰冷地计算。父亲放支架和手术，先准备八万。后续药费和康复，每个月至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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