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截然不同，却又隐隐呼应着她内心深处某个被层层理性包裹的、关于“脆弱”和“挣扎”的模糊记忆。
又或者，仅仅是因为，那个女孩可能与她有血缘关系。这个尚未被证实的猜想，像一层透明的滤镜，让她无法再像看待普通员工那样，完全客观、冷静地看待张艳红的一举一动。那个吞咽剩饭的画面，在此刻被血缘猜想的滤镜放大，带上了一种令人不快的、近乎“耻辱”的意味——仿佛那是“她的”血脉，正在以如此卑微不堪的方式生存。
这种联想，让韩丽梅感到一种更深的不适。她不喜欢这种因“可能”的血缘而产生的、非理性的情绪牵动。这干扰了她的判断，让她无法纯粹从“管理者”和“投资者”的角度来评估这个“人力资产”。
烦躁，还源于一种隐隐的、对“失控”的预感。她设计并批准了那笔贷款，本意是解决问题，稳定局面。但从监控画面来看，那笔贷款似乎并没有改善那个女孩最根本的生存质量，反而可能因为沉重的月供，将她推向了更极端的节俭（或者说贫困）。如果这个“资产”因为持续的重压而崩溃（身体或精神），那么她之前的“投资”就可能打水漂，甚至带来额外的管理成本（比如病假、离职、或更糟的情况）。
这不是她预期的结果。她预期的，是一个得到帮助后，能够稳定工作、逐步成长、甚至未来可能产生更高回报的“潜力股”。而不是一个在还款压力下，连一顿像样的午饭都吃不起、健康和精神状态持续下滑的“风险点”。
这种预期与现实的偏差，让追求精确和掌控的韩丽梅，感到了本能的排斥和烦躁。
她讨厌计划外的情况，讨厌无法被清晰量化和管理的变量，更讨厌那些会引发她非理性情绪波动的存在。
而张艳红，恰好集齐了这几点。
窗外的阳光偏移了一些，办公室里的光线变得更加柔和，但韩丽梅心中的那点烦躁，却没有随之消散。它像一小团黯淡的、挥之不去的烟雾，在她理性思维明亮清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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