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帮你爸出这么大笔钱，你得好好表现，多挣点！家里可就指望你了！”
这些话，她听了二十多年。从她懂事起，从她拿到第一笔勤工俭学的微薄收入起，这些话就像背景音乐一样，缠绕着她的生活。“家里困难”、“就指望你了”、“你是大姐”、“要懂事”…… 以前，这些话是压力，是责任，是压得她喘不过气的重担，但也是她拼命向前、不敢停歇的动力之一——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的家，她的责任，她必须扛起来。
但现在，在经历了韩丽梅那场冷酷的“摊牌”，在重新审视了那些被“送走姐姐”的真相所照亮的、充满隐瞒和替代的记忆碎片之后，这些话，听在耳朵里，却有了完全不同的、令人齿冷的意味。
“就指望你了”…… 因为那个更早出生的、或许更瘦弱的姐姐，被“指望”不上，被“送走”了。所以，这份“指望”，就理所当然地、加倍地落在了她这个“留下”的、顶替了姐姐生日的女儿身上？
“家里困难”…… 是的，一直困难。但这困难里，是否也包含了当年“送走”一个女儿的愧疚、痛苦和由此产生的、对留下这个女儿的、变本加厉的索取和情感勒索？
“你是大姐”…… 不，她不是。在她之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大姐”，被送走了。她这个“大姐”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另一个女孩被牺牲的基础之上的。她所承担的一切，是否有一部分，本应是那个被送走的“张小花”的命运？
这个认知，像一盆混着冰碴的冷水，从她头顶浇下，让她从内到外，瞬间冰凉，也让她对电话那头传来的、熟悉无比的诉苦和索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的、带着尖锐痛感的荒谬感。
电话那头，母亲王桂芝的“账单”似乎终于告一段落，最后总结陈词，语气恢复了那种不容置疑的、带着催促的“商量”口吻：“……所以艳红啊，你看，家里这情况，实在是……你这个月工资啥时候发？能不能先给家里打五千过来？你哥那边等钱下定，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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