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后抵达，简洁一如往常：“收到。已转韩总阅。” 没有评价，没有反馈，像石沉大海。
张艳红不知道这份纪要命运如何。她也不敢去猜测韩丽梅看到后会作何感想。是认为她勉强过关，还是依旧觉得不够专业，不足以抵消她带来的“麻烦”？她只知道，自己已经做到了在当前状态下能做到的极限。剩下的，交给命运，或者说，交给韩丽梅那套冰冷的价值评估体系。
接下来的两天，她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强迫自己专注于手头一切琐碎的工作：整理文件、核对数据、回复邮件、参加各种无关紧要的例会……她努力表现得“正常”，甚至比以往更沉默，更低调，几乎将自己缩成了一个透明的影子，避免与任何人有不必要的目光接触和交流。同事们探究的、好奇的、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目光，她统统视而不见。苏晴几次试图凑过来“关心”，也被她以“忙”为借口，僵硬地挡了回去。
她知道，关于她和母亲那场闹剧，关于她被韩丽梅亲自“处理”的传闻，一定已经在私下里传遍了。但她不在乎了，或者说，没有精力去在乎了。她全部的力气，都用来维持表面的平静，用来对抗内心那一片荒芜的废墟，和废墟之下依旧暗流涌动的、对母亲、对家庭、对未来的无尽焦虑。
就在这种机械的、麻木的、如同行尸走肉般的状态中，三天过去了。母亲悄然离开，工作暂时无虞，生活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压抑却“正常”的轨道。张艳红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那场风暴从未发生，她依旧是那个不起眼的、挣扎求存的底层小职员。
直到第四天早晨，那场例行的高管晨会。
晨会通常在三十六楼的小型会议室举行，参加者除了韩丽梅和林薇，就是各核心部门的负责人，偶尔会根据议题需要，抽调一些相关项目的骨干列席。像张艳红这样的行政助理，除非有特殊的记录或服务工作，否则绝无可能踏入。
但今天，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林薇却亲自走了出来，径直走到张艳红工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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