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是暴风雨过后的、令人窒息的死寂，夹杂着暗流汹涌的等待。
张艳红没有再回那家廉价的旅馆。她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按日计费、条件稍好一些的短租公寓，每天大部分时间守在病房。她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地执行着“女儿”的职责：喂水喂药，擦拭身体，盯着监护仪的数据，轻声与前来查房的医生沟通，去缴费处续缴不断减少的预存款。她做得细致、平静，甚至带着一种近乎专业的疏离，仿佛床上躺着的，只是一个需要她负责的病患，而非那个曾将她置于亲情与道德烈火上炙烤的父亲。
母亲孙玉琴也留在了医院，但她们之间几乎不再说话。偶尔目光相撞，也会迅速避开。母亲看她的眼神，是怨毒的，是畏惧的，也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麻木的茫然。她不再哭闹，不再哀求，只是机械地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情，然后大部分时间，就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或者盯着沉睡的丈夫，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经被抽走。
哥哥张耀祖在第二天上午露了一次面，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身上带着更重的烟味和一股穷途末路的颓丧气息。他没进病房，只是站在门口，远远地看了一眼，对上张艳红冰冷审视的目光，便像被烫到一样，迅速移开视线，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匆匆离开，再也没有出现。他既没有拿出那“十二万”，也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说法，只是用这种持续性的、可耻的消失，来应对妹妹的最后通牒。
张艳红对此并不意外，甚至感到一丝冰冷的了然。这就是她的哥哥，她血脉相连的兄长。在责任面前，他永远是那个擅长隐身和逃避的懦夫。她的“三天期限”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但持刀人和可能被刀落下波及的人，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也许是父亲的病情出现反复，也许是张艳红最终“心软”，也许是某个意想不到的转机。
而父亲张志强，大部分时间在昏睡。麻药的效力过去后，伤口的疼痛和心脏的不适让他极为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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