缕，深知财富来之不易，往往勤奋、节俭、有强烈的责任感。第二代在相对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亲眼见过父辈的艰辛，或许还能保留一些奋斗精神，但已难有破釜沉舟的狠劲。到了第三代，出生就在罗马，财富对他们而言是与生俱来、理所当然的背景板，他们从未体会过匮乏，也难理解创造财富需要付出的汗水、智慧与承担的风险。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约束，懒惰、享乐、虚荣、理所当然的索取，就会像霉菌一样，在丰饶的土壤里迅速滋生，最终腐蚀掉整个家族的根基。”
张艳红静静地听着，姐姐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记忆和观察的闸门。她想起自己创业初期，见过那些因为突然拿到家族信托生活费而失去奋斗动力的年轻人；想起媒体报道里，那些因争夺遗产对簿公堂、亲情荡然无存的豪门恩怨；更想起自己那个曾经被溺爱、最终走向歧途的哥哥……某种程度上，哥哥不就是“富”（父母全部的关注与资源倾斜）与“不过”（未能成器）的一个微观而惨痛的例证吗？只不过，父母给予的“财富”是畸形的爱与资源，而非金钱。
“我们的‘基石信托’，” 韩丽梅转过身，目光重新变得锐利，仿佛在审视一份关乎生死的战略蓝图，“首要的远见，就是要从制度设计上，打破这个‘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不是靠空洞的说教，不是靠个人无常的慈爱或威严，而是靠一套嵌入契约骨髓的、自动运行的规则系统。”
她走回书桌，拿起那份信托契约的简化摘要，翻到关于“后代受益人”的条款部分。
“看这里，” 她的指尖点在某一行，“‘受益分配与个人成就及社会贡献挂钩，禁止任何形式的、不附带条件的定期生活费分配。’ 这一条，是基石中的基石。它从根本上切断了‘坐吃山空’的可能性。我们的后代，从信托里拿到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证明他/她自身价值、努力或美德的理由。考上好大学，是理由；获得高级专业资格，是理由；开创有价值的事业，是理由；为社会做出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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