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中学的老师也说，阿夏成了许多学弟学妹口中的“榜样”，尤其是女孩子们，眼里多了光，学习劲头更足了。“建国基金”的存在和阿夏的案例，正在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松动着“重男轻女”、“读书无用”的陈旧观念，为更多女孩争取继续求学的机会，创造了更有利的舆论和心理环境。这种观念层面的撬动，其社会价值或许比资助单个学生更为深远。
再次，是对“建国基金”团队和捐赠人的价值。对于苏晴、小林、小周这些全职投入的工作人员，以及无数在幕后提供专业支持的顾问、志愿者而言，阿夏的成功是对他们辛勤付出、专业能力最有力的肯定。它证明了他们设计的制度是有效的，他们的工作是有巨大意义的。这种来自工作本身的、超越薪资的“意义感”和“价值实现”，是金钱难以买到的强大激励。对于捐赠人（无论是韩丽梅、张艳红个人，还是“丰隆”企业，抑或是后续加入的社会爱心人士），看到自己的善款转化为了一个女孩实实在在的、光明的未来，那种“我的钱用对了地方，真的帮到了人”的满足感、参与感和与有荣焉的自豪感，是无与伦比的。这会让捐赠行为从单纯的“行善”，升华为一种更深层次的、与他人命运产生积极联结的情感体验。
最后，是对“丰隆”企业自身的价值。这或许是最让张艳红感到意外，也促使她更深思的一点。在筹备“建国基金”时，她更多是从个人情感和社会责任出发，并未过多考虑商业回报。但阿夏案例的传播，却在无形中极大地提升了“丰隆”的品牌美誉度和员工凝聚力。公众和客户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追逐利润的商业巨兽，而是一个有温度、有担当、愿意回馈社会的企业公民。这极大地软化了“丰隆”过于强悍、精于计算的商业形象，增加了品牌的情感厚度和公众好感度。而在内部，员工因为企业在做“正确而有意义”的事情，而产生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是任何团建活动或物质激励都难以达到的。许多员工在内部讨论中表示，为在这样的企业工作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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