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高，恐有溃决之虞。”
他并未停留在比喻，而是迅速提出了具体建议：“臣愚见，或可于‘开源’、‘节流’、‘安抚’三端，同时着力，或可稍纾困境，兼固国本。”
“其一，节流。”他看向工部尚书，恭敬地施了一礼，“臣部职在工程，敢请陛下明诏，暂缓一切非紧要之宫苑、陵寝、祠庙营造，集中物力财力，优先保障军需与关乎民生之紧要河工。此省下之费，或可抵部分加征之数。”
“其二，开源。”他谨慎地提出，“或可严查各地皇庄、官田及权贵隐占之田亩，核实其赋税缴纳；又或于运河、重要市镇，整顿关榷，剔除中饱私囊之弊。如此，不增小民负担，而国库或可得益。”
“其三，安抚。”这是他强调的重点，“若加征之策势在必行，臣恳请陛下严谕各省督抚，加征之时，务必并行安民之政。严厉查处在加征过程中趁机盘剥、鱼肉百姓之胥吏劣绅。同时，明发诏旨，向天下百姓陈说辽饷之不得已，并言明此乃暂时之策，待辽事稍缓，必当减免。如此，或可稍息民怨，防患于未然。”
他的奏对，没有空泛的道德指责，也没有一味附和，而是提出了一个包含具体措施的综合性方案，既有妥协（承认可能仍需加征），也有进取（要求权贵同样承担、整顿吏治），更有对民生的深切关注。尤其是“节流”从自身（工部）做起，“安抚”强调政策配套，显得尤为务实和具有可操作性。
殿内一时安静下来。崇祯皇帝沉吟不语，目光深邃地看着朱炎。几位阁老神色各异，有人微微颔首，有人不以为然。那位最初反对加征的御史，此刻看向朱炎的目光也少了几分敌意，多了几分深思。
最终，皇帝没有立刻做出决定，只是淡淡道：“众卿所奏，朕已知之。退朝。”
虽然没有立即采纳，但朱炎知道，自己的声音已经传递上去，并且在皇帝和部分重臣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这番立论持正、不偏不倚、力求务实的表现，为他赢得了“立朝有体，建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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