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教化指导”的更高地位留给了士绅，让那陈通判一时难以继续苛责。
紧接着，一位田产众多的王乡绅谈及“农本”，对耧车等新式农具表示忧虑：“稼穑之事，乃上天所授，贵在精诚，重在体恤土地。如今推广这些机巧之物，恐使农人滋生懈怠之心，忘却根本，若人人求巧，地力耗损，绝非长久之计。”
这次，不待朱炎示意，另一位在工房观政、参与过农具改良的士子起身回应。他并未空谈道理，而是直接报出数据：“王老先生，据州衙在三个试行乡的记录，使用耧车播种，较旧法节省人力过半，且行距、深度均匀，出苗整齐，预计可提升亩产半成至一成。省下之力，农户可更精细地进行除草、施肥、灌溉，何来懈怠？且新式犁铧能更深翻土，有利于保墒蓄肥，延缓地力下降。学生以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古之明训。若固守旧器而致产粮不足，方是动摇‘农本’。”
数据面前，王乡绅的“忧虑”显得有些空泛，他张了张嘴，最终嘟囔了一句“还需观其后效”，便不再多言。
关于“商风侵染”和“士风”的质疑，则由周文柏亲自出面，引经据典，从容应对。他援引《周礼》亦有“司市”之职，阐明商事流通亦是古制；又强调经世学堂培养的是“明体达用”之才，通晓经济律法，正是为了更好的“治国平天下”，并非舍本逐末。
整个过程中，朱炎大多时间静听，只在关键处引导或总结。他让观政士子们站在前台，用他们调研的数据、亲历的案例和清晰的逻辑来回应质疑，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新时代需要新知识、新人才。
几位原本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士绅，见这些年轻人言之有物，并非纸上谈兵，且朱炎态度明确，支持新政，气焰不由得矮了三分。而其中一些较为开明，或家族中亦有子弟欲入经世学堂者，态度则开始松动，甚至有人顺势提出，希望官府在推行新政时，能考虑给予士绅子弟在保甲体系中一定的“体面”位置，或是在商业合作中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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