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海路险远，耗费无算，所得奇珍异物，不过玩好，于国无补，反启奢靡”。一番话引经据典，气势十足，引得不少保守派大臣频频颔首。
紧接着，又有数位言官、御史出列，或从“义利之辨”攻击“工商富国”是“导民趋利，败坏淳风”；或从“祖宗成法”指责李瑾诸策“变更旧制，恐生祸乱”；或从“现实隐患”出发，声称“闻岭南市舶，蕃商与民杂处，屡生事端，若再扩大，恐难制驭”。他们口径一致，目标明确，就是要从道德、礼法、历史、现实等各个层面，全面否定李瑾的理念，将其定性为“祸·国”之论。
面对这轮疾风骤雨般的攻击，于志宁、阎立本等人虽出言辩护，强调“因时变通”、“实务所需”，但在对方铺天盖地的经典教条和道德指控面前，显得有些苍白乏力。殿中气氛逐渐向保守派倾斜，许多中立官员面露犹疑。
就在此时，李瑾出列了。他今日未着绯色官袍，而是一身简洁的青色深衣，越发显得沉稳。他没有急于反驳那些具体的指责，而是向御座躬身一礼，然后转向那位率先发难的国子监司业，语气平和地问道：“敢问苏司业，您方才屡引《盐铁论》，以贤良文学之言驳桑弘羊。下官有一事不明，请教司业：桑弘羊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结果如何？”
苏司业傲然道：“桑弘羊聚敛之臣，虽暂充国用，然与民争利，民怨沸腾，非治国正道。此史有定论。”
“哦？史有定论？” 李瑾微微一笑，“然《史记·平准书》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此盛世之象，发生于文景之治后，而桑弘羊之政，恰在武帝中期推行，充实军费，北击匈奴，拓土开疆。敢问司业，若无桑弘羊敛财以实边，武帝何来巨资北逐匈奴，解我华夏数百年边患？此等‘聚敛’，是‘祸·国’，还是‘强兵安边’？”
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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