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务”领域或有重叠，但视角和层面完全不同）。他很快发现，这里讨论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事”，更是“事”背后的“人”、“势”、“利”的复杂平衡。一项关于河东粮赋征收方式调整的提议，可能牵扯到当地豪强的利益、户部与地方官的博弈、乃至与边防驻军粮饷的衔接；一次对岭南某州刺史的考功评议，背后可能是朝中不同派系对南方控制权的角力。
李瑾没有急于求成，也没有因自己“实学”背景而刻意标新立异。当议题涉及农桑、工造、商贸、海防等与“督行实务”相关的领域时，他才谨慎发言，发言必基于详实数据与实地反馈，就事论事，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如“新式农具推广宜分地域、看土质，不可一刀切”，“海船改良需配合港口建设与舵工培训”，“鼓励海贸需与市舶司强化稽查、公平定价并举”。他的建议务实、具体，且有前期试点成效支撑，往往能切中要害，即便长孙无忌等人，在具体技术层面也难以反驳，只能从“靡费”、“扰民”、“需缓行”等更宏观的角度提出质疑。而于志宁、李勣则不时会对他的一些务实提议表示认可或补充。
在涉及人事、科举、礼法、边防战略等传统领域时，李瑾则多以请教、学习的姿态出现，仔细聆听各方观点，不轻易表态。但他偶尔提出的、从“实效”、“成本”、“长远影响”角度出发的思考，也常常能给陷入“义理”或“派系”之争的讨论，带来一丝不同的清风。渐渐地，政事堂的诸位宰辅开始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同三品”，并非只会“奇技淫巧”，其思维之缜密、视野之开阔、处事之沉稳，远超其年龄，更难得的是身上没有一般“幸进”之臣的浮躁与钻营。
李瑾深知，自己在政事堂的立足之本，仍是“督行实务”的成效。他利用参与决策的机会，力促通过了“新式农具”在北方数道的扩大推广计划，争取到了“海船改良”项目更大的资金与资源支持，推动了“百工创新署”筛选出的几项高效纺织、灌溉技术在官营作坊的试行。同时，他开始尝试将“格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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