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四年，岁末。长安城的寒冬，裹挟着来自朔方的凛冽，将皇城内外涂抹成一片肃穆的灰白。然而，比这天气更令人心头沉凝的，是朝堂之上持续弥漫的、关于未来走向的观望与揣测。新后武媚娘入主立政殿已近半载，其治理后宫手腕清晰、恩威并施，不仅将六宫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用度开支亦较往年节省近两成，更借由安抚、赏罚、调节妃嫔关系，初步确立了不容置疑的权威。皇帝李治对皇后的“贤内助”角色愈发倚重满意，时常驾临立政殿，所谈已不止于宫闱琐事，渐及吏治民生、边镇防务，皇后总能应答得体，见解常有独到之处，帝后相得，感情日笃。
与此同时，以“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入政事堂参决机务的李瑾，经过数月的沉潜、观察与务实建策，也渐渐在宰相议事的核心圈中站稳了脚跟。他不再仅仅是“实学”与“督行实务”的代言人，其条分缕析、注重实效、兼顾长远的议事风格，开始对政事堂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尤其在与户部、工部、兵部协调推进新政、核查边镇军械粮饷、审议明年漕运预算等具体事务中，其作用日益凸显。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虽依旧保有巨大影响力，但在许多涉及实际操作的议题上，已不能忽视李瑾基于详实数据与试点效果提出的意见。
然而，无论是后宫理事的卓有成效，还是在政事堂内的稳健表现，在朝野许多传统士大夫眼中，这仍然是“内职”与“佐贰”的范畴。皇后再贤，终究是“女主内”；李瑾再能，终究是“技进而非道统”。天下士民，尤其是那些秉持“男主外、女主内”、“经纬之学在于经史”理念的官员儒生，对这位凭借非常规手段上位、又明显与“奇技”新学关联密切的新后与新贵，内心深处仍存有疑虑、轻视，甚至根深蒂固的排斥。他们需要一个更具说服力、更符合传统“治国平天下”理想范式的信号，来确认或质疑这新崛起的权力核心，是否真能引领大唐走向更辉煌的盛世，而非“牝鸡司晨”或“匠气治国”的歧途。
这个信号，在腊月廿三，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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