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案头。
武则天对此的反应，是一种近乎淡漠的平静。她将李治这些“振作”的迹象，理解为帝王病中脆弱自尊心的最后挣扎，以及那次危险的天台之行带来的、短暂的回光返照。她不再像从前那样，对皇帝过问政务表现出警惕或抵触，反而更加“顺从”。皇帝若有指示，只要不涉及军国根本，她多半会照办，甚至会在朝会上特意提及“此乃陛下圣意”，将皇帝的“存在感”烘托得十足。但涉及官员任免、赋税调整、边防调度等核心事务，她依旧乾纲独断，只是在最终用印前，会派王德真将文书送至长生殿“请陛下过目”——至于皇帝是否有力气、有心思“过目”，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一种更高明的、带着怜悯的“架空”。她给予皇帝表面上的尊重和舞台，满足他那点可怜的表现欲，却牢牢掌控着实际的权柄。她甚至鼓励皇帝“多关心”太子学业和李瑾主持的枢密院“琐事”，仿佛在说：陛下，您就安心养病，看看书，问问家常，国事有臣妾和梁国公呢。
李治并非全然不知。他能感觉到那份“顺从”下的疏离与实质上的隔离。但他选择了接受——至少表面接受。因为他有了新的、更宏大的目标。天台大赦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他。那不仅是“彰显存在”，更是一次成功的“预演”。它证明，只要他愿意，只要他还能站起来，他依然是大唐名义上至高无上的主宰，依然能获得万民的欢呼与朝臣的跪拜。
那么，比大赦更盛大、更神圣、更能“定鼎身后名”的泰山封禅呢？李瑾描绘的那个“日月同天，二圣共治，功盖古今”的图景，如同魔鬼的呓语，日夜在他脑海中盘旋，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他开始在精神稍好的时候，让王德真找来历代关于封禅的典籍，尤其是本朝太宗皇帝当年欲行封禅而未成的记载，反复翻阅。他会在武则天来问安时，状似无意地提起：“听说兖州今年风调雨顺，是个好年景。” 或者 “泰山郡守的贺表写得颇有文采。” 甚至有一次，他握着武则天的手，望着帐顶，喃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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