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其亡也忽焉。汉武帝北击匈奴，开疆拓土，国力鼎盛，然连年用兵，海内虚耗，轮台诏下，已是强弩之末。光武中兴，明章之治，东汉也曾有辉煌，奈何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党锢之祸，黄巾蜂起，终至三分。隋文帝一统南北，开皇之治，府库充盈，然炀帝继位，好大喜功，三征高丽，开凿运河，徭役繁重，民怨沸腾，巍巍大隋，两代而斩……
这些字句，他读过无数遍，但今夜重读，感受截然不同。昔日读史，多是揣摩兴衰之理，借鉴治国用兵之道。今夜再读，却仿佛在字里行间，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李治，看到了武则天，看到了眼前这个“天皇天后”并立、权臣功盖当世的煌煌大唐。
所有的强盛，似乎都遵循着相似的轨迹：励精图治，君臣一心，扫平内乱，抵御外侮，于是国力日增，府库丰盈，四夷宾服，进入全盛。然后呢？然后往往是君王骄奢，佞幸当道，大兴土木，好大喜功，吏治腐败，土地兼并，边患再起，民力凋敝……最终，或亡于内乱，或灭于外敌，或崩于积弊。如同日升月落，潮涨潮退，仿佛有一条无形的、冷酷的规律，在支配着这一切。史家称之为“气数”，称之为“天命”，但李瑾更愿意称之为“盛极而衰律”。
“难道我大唐，也逃不过这宿命轮回？” 李瑾的手指，无意识地划过《隋书》中关于隋文帝节俭、隋炀帝奢靡的对比记载，心中暗问。
窗外传来更鼓声，已是子时。长安城的喧嚣，终于渐渐平息，只余下夜风吹过檐角的呜咽，与远处隐约的、守夜禁军整齐的脚步声。
李瑾闭上眼，眼前浮现的却不是史书上的字句，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皇帝李治那被“祥瑞”短暂点燃、却更显虚弱的亢奋。封禅归来的荣光与“天意认可”的满足感，能支撑他那日益衰败的病体多久？一旦这虚幻的兴奋退去，留下的将是更深的疲惫与无力。而一个精力不济、日渐倚赖他人的天子，本身就是朝局不稳的最大变数。
——天后武则天那双深不见底的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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