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为政之道，在务实，不在虚文；在利民，不在祥瑞”，虽未点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近来愈演愈烈的“祥瑞”虚浮之风，以及借此攻讦实干之臣的现象，发出了不同声音。此文经过政事堂合议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因其未直接攻击“洛水瑞石”，只是泛论，且在李瑾坚持和皇帝、天后最终首肯下，得以刊出。
《大唐报》的出现，如同一股清流，注入了被“祥瑞”颂歌和污秽流言搅得有些浑浊的舆论场。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和底层士人而言，这份由朝廷官方发布、内容新鲜实在、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报纸，远比那些玄而又玄的“天启”和荒诞不经的“宫闱秘闻”更有吸引力，也更具可信度。茶余饭后，人们开始议论《大唐报》上又说了什么新鲜事，哪里的水车好用，哪个贪官被惩处了，边关又打了什么胜仗。那些关于“二圣”的龌龊流言，虽然仍未绝迹，但在《大唐报》持续不断、铺天盖地的“事实”面前，其传播市场被明显挤压，可信度大打折扣。尤其当报纸上不时出现“梁国公今日于兵部与诸将议陇右防秋事宜”、“天后召见户部侍郎，询问江淮漕运”这类具体到日期的行程报道时，那些“深夜私会”的谣言，显得愈发苍白可笑。
当然，反对的声音和阻力也随之而来。
一些守旧官员，对将朝廷政事、官员考评（哪怕是正面报道）如此“张扬”地刊印出来，公之于众，深感不安，认为有损朝廷威严，易启“刁·民”议论之端。某位御史便上疏弹劾，称《大唐报》“淆乱体制，将庙堂之事播于市井，使胥吏贩夫妄议朝政，非国家之福”。
对此，李瑾早有准备。他在朝会上从容应答：“《大唐报》所刊，皆为陛下德政，朝廷善举，忠良事迹，民生要务。使百姓知朝廷之所为，明陛下之仁德，晓大义之所在，何来淆乱之说？莫非陛下德政、忠良事迹，见不得光，只宜藏于深宫，不足为百姓道耶？至于妄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正道信息导之，犹恐不及，若一味堵塞，反使谣言横生。今《大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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