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冲淡了一些纯粹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色彩，得到了部分务实派学者的赞同。
武则天对经筵的进展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每隔几日，许敬宗便会将最新的注疏文稿和讨论摘要，整理成册，送入宫中。武则天往往在深夜批阅完奏章后，仔细翻阅这些文稿。看到那些巧妙地为她执政提供依据的新解，她会微微颔首；看到其中引用的古代贤后事迹，她会若有所思；看到李瑾关于“严谨求实”、“经世致用”的建议，她则会沉吟片刻。
她欣赏李瑾的稳妥和务实，也明白过于露骨的曲解可能带来的反效果。但眼下，她最需要的，是尽快建立起一套能够抗衡“牝鸡司晨”论调的理论武器。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她默许甚至鼓励了许敬宗等人相对“激进”的诠释方向。只是在一些特别敏感、可能引发巨大争议的地方，她会亲自批示，要求“措辞需更稳妥”，“引证需更详实”，或“暂且搁置，容后再议”。
集贤殿内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校勘、辩难、撰写、修改……一部部被赋予了新含义的儒家经典注疏，正在这里逐渐成形。它们将被呈送御览，然后刊印天下，成为官定的教科书，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通过各级官学，灌输给未来的士人。
这场“重释经典义”的运动，其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一方面，它确实在儒家经典体系中，为女性参与最高政治权力打开了一条理论缝隙，提供了一套至少能自圆其说的说辞，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礼教对武则天执政的舆论阻力，为她的权力披上了一层“合乎圣道”的外衣。另一方面，它也开创了政治权力直接干预、甚至重塑经典解释的恶例，使得学术日益沦为政治的附庸，经学的严肃性和独立性受到侵蚀。那些被压制、被边缘化的传统学者，心中的不满在积蓄，等待着宣泄的时机。
李瑾走出集贤殿时，秋日的夕阳将宫殿的琉璃瓦染成一片金红。殿内，那些白发苍苍或正当壮年的学者们，仍在为了一句经文、一个释义而争论不休。他知道，这场由政治需求驱动的“学术”工程，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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