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声如潮水般涌来，又渐渐退去。李瑾转身，与百官一同，向着高台方向，依照礼制躬身行礼。他的姿态无可挑剔，但他的心思，早已飞向了陇右的屯田奏报、江南的漕运账目、东北边疆的军情邸报，以及他正在推动的，在国子监增设“明算”、“明法”等专科的艰难尝试。
仪式结束后不久，一纸诏书自宫中发出，震动朝野。诏书宣布，将于明年（麟德五年）春，举行“释奠”大典，祭祀先师孔子，但仪式将“参酌古礼，融合今制，并彰二圣重儒崇文、化治天下之意”。更引人注目的是，诏书明令，此次释奠，将首次使用由集贤殿新近编纂、校订、注释的儒家经典“定本”作为礼仪依据和讲学范本。这意味着，经过“重释”的儒家经典，将正式被朝廷采纳，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标准教材。
几乎同时，另一道敕令下达，命天下各州，凡敕建、有名大寺，需选派高僧，于每年正月、七月，举办盛大法会，宣讲《宝雨经》及《御制宝雨经疏》，为“皇帝、天后、苍生祈福”。所需费用，由朝廷与地方共同承担。
一儒一释，两道诏令，如同为那座无形的思想高台，浇筑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两根支柱。儒家经典的重释文本，获得了官方最高认可；佛教的特定经典和阐释，被纳入国家祭祀祈福体系。武则天的意识形态构建，至此，完成了从理论阐释到制度保障的关键一步。
“高台”已成，巍然耸立，光耀四方。它试图照亮每一个角落，定义每一寸思想的空间。然而，高台之下，阴影也随之生长。那些被“重释”所压抑的儒学原教旨者，那些被排挤、失落的道教信徒，那些在佛寺阴影下生计受侵的农户，那些在“祥瑞”与“佛光”宣传中感到窒息与怀疑的清醒者，以及像李瑾这样，默默夯筑“实学”地基的务实派……他们的声音暂时沉寂，他们的力量潜藏地下，但并未消失。
思想的高台已然筑起，它宏伟、耀眼，似乎坚不可摧。但历史反复证明，任何试图定于一尊、完全笼罩所有思想空间的高台，无论其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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