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釉、装窑、烧火、出窑、分拣、包装…… 各司其职，环环相扣。杨大椿本人则更像一个“总匠师”兼“场主”，负责总体管理、技术把关、配方保密和对外销售。
这已初具手工工场的雏形。其生产规模、分工细化、雇佣劳动、资本集中程度，都远超传统的家庭作坊或官府作坊。其产品也不再是零散供应本地市场，而是根据海商冯若芳的订单，大规模、标准化地生产专供海外（如波斯、大食）的“青花瓷”、“彩绘瓷”，纹样统一，器型规范，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杨大椿雄心勃勃，甚至开始试验用“高岭土”改进胎质，用“钴料”稳定发色，还在厂区一角设立小型“试验窑”，专门烧制新器型、新釉色。在这里，工匠的经验技艺与资本对效率、利润的追求紧密结合，生产力的提升清晰可见。
类似的情景，也在苏杭的丝绸业、景德镇的陶瓷业、益州的蜀锦业、广州的制糖和玻璃加工业、宣城的造纸业中陆续出现。虽然多数仍以“大作坊”或“带徒弟的东家”形式为主，但雇佣关系、分工协作、为市场需求（尤其是海外市场）而生产的特点日益明显。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传统“男耕女织”的自给经济和官府“匠户”徭役经济的夹缝中，顽强生长。
二、“佣”与“市”：劳动力的解放与流动
“工坊聚作”的前提，是劳动力的相对自由流动。均田制在帝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的江南、岭南、运河沿岸，早已名存实亡。土地兼并、人口增长、赋役压力，使得大量小农破产或半破产，成为“客户”（佃农）或流入城市、工场谋生。与此同时，海贸繁荣催生的巨大需求，又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在扬州、广州的码头，每天清晨都有“人市”。那里聚集着等待雇佣的“脚力”（搬运工）、“篙工”（船工）、“杂作”（零工）。工头或船主前来，根据体力、技能、口碑议价雇佣，日结或按航次结算。契约关系简单直接，来去相对自由（尽管常受行会、帮派约束）。在杨大椿的窑场，那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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