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或提出修正；有时，则会在他尚未察觉问题时，预先给予提醒或警示。
例如，一次讨论到某位州刺史年老乞骸骨（退休）的奏请，李弘见其履历平平，无大功亦无大过，便打算循例恩准，并准备按常例给予一些荣誉性加衔和赏赐。刘祎之在旁提醒：“殿下，此公乃太原王氏远支，虽才具不显，然在河东士林颇有清望。其多次上疏，言辞间对‘三教同风堂’宣讲内容颇有微词，认为‘淆乱儒宗’。今其致仕，若仅以常例处之，恐河东清议，以为朝廷慢待老成，或生怨望。”
李弘当时并未深想，只觉得刘祎之考虑周全，便采纳其议，在原批答上增加了“着礼部考功司核其历年劳绩，从优议叙，以示朝廷优礼耆旧、尊崇儒道之意”等语。事后他回味，才惊觉刘祎之这番提醒，恐怕不仅仅是对河东士林的了解，更可能源于武则天对这类“清流舆论”动向的持续关注，以及对平衡各方势力、安抚旧有士族的深层考量。刘祎之的提醒，或许正是传达了这种关注与考量。
更明显的例子，发生在他尝试独立处置一件地方官员互相攻讦的纠纷时。双方各执一词，证据都对自己有利。李弘仔细研读卷宗后，认为其中一方（某县令）虽然行事操切，有扰民之嫌，但其本意是为推行朝廷新定的“劝课农桑、增辟户口”的考课条例，情有可原；而另一方（该州某司马）的弹劾，则夹杂着明显的私人恩怨和地方势力倾轧。李弘倾向于“申饬县令，安抚司马，调解矛盾，以观后效”，认为这是“执中”之道。
然而，当他将意见告知刘祎之、元万顷，请他们草拟正式批答时，两人却面露难色。刘祎之沉吟道：“殿下仁恕，欲化解纷争，用心良苦。然……据臣所知，天后对此类借推行新政之名、行苛酷之实，或借机攻讦实干之员的行为，历来深恶痛绝。去岁，相王亦有明示，新政推行，贵在实效，亦需防苛扰。若有借机生事、掣肘实干者，当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此案中县令虽有过，其心在公；司马挟私报复，其行可鄙。若各打五十大板，恐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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