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超所费。三是联合监督虽好，然三部官员时有推诿、意见不一之处，需上官强力协调。臣以为，此类重大工程，或可设‘总制河渠使’一类专官，赋予临机专断之权，统一事权，或可更高效。”
建议大胆，直指现行官制在工程协调上的弊端。武则天未置可否，只道：“所言记下，容后再议。杜卿务实肯干，勇于任事，朕心甚慰。着吏部考功，记录在案。”
接着起身的，是一位来自鸿胪寺的年轻官员，名叫杨元琰，年方二十五，出身寒微，却是首届“通才茂异科”“明法”与“蕃语”（外语）双优及第者。他被派往岭南，负责市舶司与南海诸蕃通商事务，此番回京述职。
“臣杨元琰启奏，”他口齿清晰，略带岭南口音，“岭南市舶，自朝廷开海禁、设市舶司以来，蕃舶云集，货殖流通，税入年增。然积弊亦生。一者，沿海豪族、地方胥吏，往往与蕃商勾结，走私逃税，夹带违禁之物如铜钱、兵铁，甚至人口。二者，蕃商与本地百姓，因言语不通、习俗各异，时常滋生事端，地方官或偏袒汉民，或畏事纵容，不利长远。三者，诸蕃来朝贡赐，往往‘贡少赐多’，虚耗国帑，且其使团滞留京师，滋事生非者亦有之。”
他提出对策：“臣以为，当强化市舶司职权与独立性，其巡检、抽解（征税）之吏，由朝廷直接选派、定期轮换，不受地方节制。并于广州、交州等主要口岸，设立‘蕃坊’，划地供蕃商居住、贸易，委任蕃长（由朝廷认可、有威望的蕃商首领）依其本俗法度管理内部一般事务， 重大案件则交有司按唐律处置。如此，既方便管理，亦减少冲突。至于朝贡，当严格勘合（凭证）制度，核实贡使身份与贡物价值，按值回赐， 并限定其留京时间与随从人数。对确有诚意、贡物丰厚的蕃国，可适当优容，以示怀柔；对借朝贡行商贾之实、贪图厚赐者，则需严加裁抑。”
杨元琰的奏对，展现了对新兴海洋贸易事务的熟悉与治理思路，尤其“蕃坊”与“勘合”之议，颇有创见。武则天饶有兴趣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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