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四年，冬。
洛阳的冬天，寒意凛冽，宫阙的飞檐上覆着一层薄薄的清霜，在晦暗的天色下泛着冷光。朝堂之上因储君与“二圣”政见分歧而生的那股沉重寒意，似乎也渗透到了宫廷生活的细微之处，连年节将近本该有的喜庆，都被冲淡了许多。
然而，一道出自东宫、经由卧病的皇帝首肯、用印下发至相王府的诏书，却如一块投入冰湖的石子，在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的局面中，激起了新的、更为微妙的涟漪。
诏书的内容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符合常规：太子李弘上书皇帝，言及自身“德薄才鲜，常惧不克负荷”，为“广咨诹、辅仁德”，请求遴选“贤良方正、文采斐然、熟知经世之务”的才俊，充实东宫侍读、伴讲。在列出的寥寥数人中，相王李瑾之长子，现任秘书省著作郎的李琮，名列首位。 皇帝“准奏”，着李琮“即日起，兼领太子左赞善大夫（东宫属官，掌讽谏、赞相礼仪等，常以他官兼任，多为清要之选），随侍东宫，以备咨询”。
这道诏令，看似寻常的宫廷人事安排，合乎太子招贤纳士、延揽才俊的惯例。李琮年少英才，弱冠之年便以文采、学识闻名两都，加之身份特殊（相王嫡长子），被选为太子近臣，顺理成章。然而，在如今太子李弘与相王李瑾关系微妙、近乎公开“避嫌”的背景下，这道诏书的意义，就变得极其耐人寻味，甚至有些烫手了。
相王府，书房。
炭盆烧得正旺，驱散了屋外的寒气，却驱不散李瑾眉宇间的凝重。那道加盖了皇帝玺印和东宫印信的诏书，正静静躺在他面前的紫檀木书案上。李琮垂手侍立在下，年轻的脸上带着几分忐忑，几分困惑，也有一丝被认可的隐隐兴奋。
“琮儿，你如何看这道诏命？” 李瑾没有看诏书，而是抬起眼，平静地看向儿子。
李琮略微迟疑，谨慎答道：“回父亲，此乃陛下与太子殿下恩典。儿……既感殊遇，亦知责任重大。东宫侍读，伴讲赞善，乃清贵之职，儿定当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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