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伏乞陛下、天后，并咨太子殿下”。而太子本人，在少数几次参与重要朝议时，也总是温和而坚定地表达对新政某些“过激”之处的忧虑，主张“宜缓宜宽”，其态度虽不激烈，但分量极重。
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天后想推进的许多事情，在政事堂讨论后，送到紫微宫，武则天即便批了“可”，下发执行时，也会遇到来自东宫隐含的阻力，或是执行官员的阳奉阴违（他们或许慑于天后的威权，但更相信太子代表的“未来”）。而太子一系提出的“缓行”建议，武则天又往往留中不发，或直接驳斥。于是，许多政令就在这种拉扯中，或拖延不决，或执行走样，效率极其低下。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关于“清丈田亩、推行新税法”在河北、河南两道以外地区推广的争议。革新派主张趁热打铁，尽快将成功（至少是部分成功）的经验推广至全国，尤其是江南、淮南等财税重地，以尽快改善朝廷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此议在政事堂提出，立刻遭到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河南、河北试点已引发诸多“民怨”，当吸取教训，完善细则，不可贸然推广，否则恐激起更大动荡。双方争执不下，议案提交紫微宫。
武则天览奏后，朱批：“国用不足，边饷急迫，新法行之有效者，当速推行。着政事堂、户部、尚书省详议推广细则，限一月内奏报，不得拖延。”
批复发回政事堂，支持新政的官员为之振奋。然而，细则的“详议”却陷入了泥潭。每次会议，反对者总能提出各种“实际问题”和“潜在风险”，讨论旷日持久，难以形成共识。而当刘祎之等人试图绕过冗长讨论，直接拟订细则上呈时，立刻有御史弹劾其“专擅”、“罔顾众议”。事情就此僵住，所谓的“一月之期”，眼看就要成为一纸空文。
又如，关于西北军费筹措。边关急报，突厥、吐蕃时有异动，防秋在即，需紧急调拨钱粮军械。户部哭穷，国库空虚。革新派提出，可暂时提高部分商税，并对长安、洛阳等地富商巨贾发行“功勋债券”（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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