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千年，此知识无界之明证也。今有异域之算学，可补我‘周髀’、‘九章’之微瑕；有他邦之医药，或可疗我未明之沉疴；有远方之工巧，或可启我百匠之新思。此皆天赐之学，岂因言语隔阂、山河遥远而弃之如敝履？”
“或言：‘夷狄之有学，何足道哉？中华文物，自足用矣。’此言差矣。夷夏之辨，在文德，非在血胤，更非在知识。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强兵富国；孝文帝迁都汉化，国祚延绵。皆善学者也。今我天朝，怀柔远人，非徒以兵甲之利，更应以文明之盛、学问之公。使彼知我之强，非特强在甲兵，尤强在能聚天下智慧以为我用，能化万邦精华以壮我身。”
“故臣斗胆进言：当倡‘天下学’之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乃人类之共财。大唐既为天下之中，当有海纳百川之气度，熔铸万国之胸襟。开馆纳学，译介万卷，非为媚外，实为自强；非为炫耀，实为求真。愿我朝堂，不以华夷之见锢聪明，不以古今之论限耳目。广开言路，博采众长，使长安、洛阳，不仅为万国商旅汇聚之都，更为天下学问朝宗之海。如此，则我大唐文明，方能如源头活水，奔流不息，历久弥新，永为天下仰望之灯塔。”
这篇奏疏，文采斐然，立意高远，但其中“知识无国界”（虽未直说此四字，但其意昭然）、“学问天下之公器”等观点，无疑是对传统“华夷之辨”、“重道轻器”、“重义轻利”观念的强烈冲击。尤其是主张主动、系统地学习外邦“技艺”，甚至有限输出知识，在不少恪守“祖宗成法”、“圣贤之道”的保守派官员看来，简直是“用夷变夏”、“本末倒置”的狂悖之言。
果然，李瑾话音落下，将奏疏交由内侍呈递御前后，殿中便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旋即，便有官员出列反对。
“陛下！司徒之言，看似堂皇，实则谬矣！” 一位出身山东士族、以经学著称的老臣，颤巍巍出列，语气激动，“圣人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又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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