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启蒙读物或过期历书，但“书”与“纸”在价格上的趋同，其象征意义令人震撼。知识载体，正从昂贵的奢侈品，快速滑向普通消费品。
这股风潮，以两都为中心，顺着发达的驿道和商路，迅速向帝国各州县扩散。
在扬州、成都、广州、江陵、汴州等大城，很快出现了专门售卖“长安新书”、“洛阳印本”的书铺。虽然加上运费，价格比两都稍贵，但相比以往的手抄本，依然是天壤之别。地方上的富户、乡绅、乃至一些比较开明的州县学官，开始成批订购这些廉价书籍，或充实家塾，或捐赠给本地的书院、义学。
一个在洛阳发生的真实故事，很快传为“佳话”或“警示”，取决于听者的立场：一位来自河北道的寒门士子，姓张，在洛阳备考科举。往年，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为人抄书，才能换取购买必要书籍的微薄资金，且往往只能买到残缺不全或字迹潦草的抄本。今年，他用替人写家信攒下的几百文钱，在东市一次性购买了一套“机器版”的《五经》白文（无注释的纯文本）和几册时文选集。他捧着那摞散发着墨香、字迹清晰的新书，回到租住的小客栈，关上门，竟激动得流下眼泪。他对同窗感叹：“往日为求一《毛诗》郑笺善本，辗转求告，费尽资财而不可得。今有此物，虽无先儒妙解，然经文无讹，可时时诵读揣摩，所费不过往日一月之炊。天助寒士，莫过于此！”
这个故事，被“格物院”下属新成立的“文宣署”（负责官方出版物和宣传）有意无意地记录下来，稍加润色，登载在刚刚试刊的、面向低级官吏和士子的《两都邸报》（内部传阅性质）上，作为“新法惠民、文教昌明”的例证。但在某些高门大族的书房里，这个故事被反复提及，语气却充满了忧虑。
“寒门子，粗通文墨，耗资数百，即可得经书而读。长此以往，读书种子，将遍及乡野，不复为我辈所专也！” 一位致仕的崔姓老侍郎，在家族的私议中，捻着胡须，面色凝重，“更遑论那些市井小说、歪理邪说，流播于贩夫走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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