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如何界定‘诽谤’与‘直谏’？如何区分‘议论’与‘煽动’？若标准模糊，全凭有司臆断，恐开罗织构陷之门，使奸吏得以逞其私，忠良无以自明。”
他转向李瑾，恳切道：“殿下，臣以为，边界之设，当重事实，轻诛心。可规定，凡议论朝政得失、官员贤愚，需有实据，可查证。若无实据，凭空捏造，恶意中伤，则为诽谤。若虽有依据，然言辞激烈，或可视为狂直，可训诫，不宜轻罪。至于经典阐释，学术之争，本可百家争鸣，只要不涉谋逆大罪，不公然毁弃人伦，似可稍宽其途，以彰文治之盛。”
裴行俭点头赞同：“魏给事中所言，老成持重。臣以为，边界之定，还须因时制宜，有所侧重。譬如，对涉及军国机密、宫廷禁事、妖妄图谶者，当从严；对士人学术争鸣、民间风俗议论、乃至对地方官吏施政之批评（只要非恶意构陷），可酌情从宽。尤其于农桑、水利、工艺、算学等实学新知之传播，朝廷更应鼓励扶持，不仅不应设限，反应予褒奖。此乃富国强兵之要。”
这时，那位一直沉默的格物院博士沈括，在得到李瑾示意后，有些紧张地开口：“臣……臣来自格物院，见识浅陋。然臣以为，言论之边界，或可借鉴格物之理。格物讲求实证与逻辑。一言论之是非，亦可部分依此评判。若一言论，有可验证之事实基础，有合乎情理之逻辑推演，即便与旧说不同，亦应有其存在之余地。譬如，臣等在院中测算日月之行，推演勾股之数，皆依实据，合算法。若有人仅因我等所言与《周髀》古算略有出入，便斥为‘邪说’，恐……恐非求是之道。” 他顿了顿，鼓起勇气道，“故臣斗胆进言，可设‘实据’为一护身符。凡立论有据，推论合理者，纵有争议，亦不当以言治罪。”
沈括的话，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基于“实证”和“理性”的评判标准，与传统的基于“经典权威”和“道德立场”的标准截然不同。这立刻引起了孔颖达的强烈反应。
“荒诞！” 孔颖达白眉轩动，“圣人之道，天理昭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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