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族不再出售田产，也严厉禁止族人私自售卖，同时利用强大的财力，暗中收购小户因恐慌或税负压力而抛售的土地，进一步兼并。粮食、丝绸、布匹等重要物资被大量收购入库，人为造成市面流通减少，物价开始出现不正常的波动，尤其是洛阳、长安等大都市，粮价有了上涨苗头。这既是对新政的示威，也是一种经济胁迫。
其次是在赋税缴纳上。与之前江南沈家那种激烈的武力抗缴不同，门阀们采取了更“体面”却也更阴损的方式。他们不公开抗税，而是以“清丈不公，田亩数额有争议”、“新税制算法复杂，需重新核算”、“年成不佳，需筹措时日”等各种“合法”理由，拖延缴纳。地方官府催逼，他们就派管家、账房去扯皮，搬出各种律条例条，引经据典，将简单的征税变成复杂的法律和行政官司。一个两个豪门如此，州县尚可应付；当成片的地方豪强、士绅在门阀的示范和暗中支持下都如此行事时，地方的税赋征收立刻陷入半瘫痪状态。朝廷的财政收入，面临断崖式下跌的危险。
再次，利用其控制的舆论渠道和社会影响力，对新政进行全方位的污名化。他们资助一些落魄文人、不得志的旧学儒生，撰写大量诗词、话本、俚曲，在茶楼酒肆、勾栏瓦舍传唱。内容无非是“朝廷无道，加税害民”、“清丈夺产，胥吏如虎”、“太子（李瑾）年幼，被奸佞（指裴延庆、来俊臣等改革派）蒙蔽，行暴虐之政”，甚至影射武则天“女主干政，阴阳颠倒，故上天降灾（指各地偶发的灾害）”。这些流言蜚语，通俗易懂，传播极快，极易煽动底层民众的恐慌和不满情绪。虽然朝廷有《出版法》，能查禁公开刊物，却难以完全禁绝这些口耳相传、手抄暗传的“民间文学”。
更危险的是，门阀开始有意识地将地方上的中小豪强、地主乡绅，甚至部分对政策不满的自耕农，裹挟到自己的抵抗阵营中。 他们派出族中能言善辩之士，或资助地方“乡贤”，四处游说，将朝廷的新政描绘成一场针对所有“有产者”（无论大小）的掠夺。他们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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