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士林噤声,人心惶惶;在江南,其虽未亲至,然其爪牙徐有功,借沈翰一案,罗织罪名,大肆株连,江南为之凋敝!其种种作为,实乃残虐不仁,有违圣人之道!更兼其鼓吹新法,蛊惑圣听,致使朝廷行苛政于天下,今日江南之乱,祸根实由裴延庆种种暴行所种!臣恳请陛下,即刻召回裴延庆,下狱论罪,以谢天下!”
话音未落,又一名给事中出列,接口道:“臣附议!并弹劾左金吾卫大将军李多祚!李多祚在苏州,不经三司,不奏朝廷,擅杀致仕朝廷大员沈翰,悬首城门,此举骇人听闻,有违国法,有伤陛下仁德!其行径与酷吏何异?如今更统兵南下,以平叛为名,行杀伐之实。臣闻其在江南,纵兵抢掠,滥杀无辜,所过之处,鸡犬不宁!此等残暴之将,岂可委以重任?臣恐其非但不能平叛,反会激起更大民变,使江南膏腴之地,尽成丘墟!恳请陛下速召还李多祚,另选仁将,以安江南!”
这两道弹劾,如同两颗巨石,砸破了朝堂表面的平静。将江南暴乱的根源,直接归咎于裴延庆的“苛察”和李多祚的“残暴”,进而指向他们所代表的新政。逻辑简单而恶毒:因为新政严酷,因为官吏暴虐,所以官逼民反。 这是要将政治问题,偷换成道德和法律问题,将改革派打成“祸·国殃民”的酷吏奸臣。
不等武则天和李瑾反应,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御史、给事中、乃至部分六部的中级官员,如同约好了一般,纷纷出列。弹劾的矛头,不再局限于裴延庆和李多祚,而是迅速扩大。
有人弹劾户部尚书,指责其推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是“与民争利”、“动摇国本”,导致天下汹汹,税基不稳。
有人弹劾主持新学、力主改革的弘文馆、国子监一批博士学士,斥其为“异端邪说”、“蛊惑人心”、“败坏士风”,要求取缔新学,恢复旧制。
更有人将矛头隐隐指向了变法的最坚定支持者——太子李瑾。一位出身荥阳郑氏的礼部郎中,在弹劾某位推行新政得力的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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