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将自己真正的想法藏在最深处，唯恐一言不慎，被有心人（尤其是那些如毒蛇般在殿角阴影里、或在女帝身后垂手侍立的酷吏耳目）捕捉到片言只语的“不敬”或“腹诽”，从而招来灭顶之灾。
甚至连咳嗽，都需极力忍耐，实在忍不住，也要用袖子死死捂住，生怕那突兀的声音打破了死寂，引来无数猜疑的目光。退朝时，官员们鱼贯而出，步履匆匆，目不斜视，绝不同僚之间并行交谈，更不敢私下聚会。回到各自衙署，也是关门办公，非必要不与其他部院往来。昔日下朝后呼朋引伴、诗酒唱和的景象，早已成为遥远的回忆。
宰相豆卢钦望，这位在清洗中因“立场坚定”、“紧跟圣意”而得以留任甚至略受倚重的老臣，如今成了朝堂上最典型的“应声虫”。他深知自己能留在这个位置，并非因为才能出众，而是因为“识时务”，且与已故的元稹等人素无深交。因此，他愈发谨小慎微，每次上奏，必先揣摩圣意，凡女帝流露出倾向的，他必极力赞成；凡涉及新政的，他必高声颂扬。他不再有自己的主见，或者说，他不敢有自己的主见。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信号：顺从，才有生路。
另一位宰相韦巨源，则选择了另一种生存策略：多做事，少说话，尤其是不评价任何人事。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繁琐的政务细节中，对户部的钱粮、工部的工程、礼部的仪制，事无巨细，亲自过问，力求不出差错。对于朝中风云、人事变动，他从不置喙，仿佛一个聋子、瞎子。同僚私下议论，都说韦相如今是“泥塑宰相”，只具其形。
恐惧是会传染的，尤其在权力场中。 高层官员如此，中下层官吏更是人人自危。他们或许未曾直接卷入“逆党”案，但与元稹、与那些被清洗的官员、世家，谁没有过公文往来？谁没有在酒宴上碰过杯？谁没有收受过一些不算太贵重的“冰敬”、“炭敬”？在来俊臣、周兴、索元礼这些人手中，这些都可以成为“结交逆党”、“心怀怨望”的证据。于是，销毁旧日书信、诗文、账目，成了许多人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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