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他翻动着手中的卷宗，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类案例：扬州盐商因“赊卖”引致的巨额坏账纠纷；洛阳大绢行与蜀地贩帛客商关于货物“水渍”责任的扯皮；长安柜坊（早期钱庄）发生的“假汇票”欺诈案；乃至边市上与突厥、回纥等部落交易时因“牙人”（中间人）不公引发的冲突……
“故，臣晏冒死建言：当别立《商律》一篇，或单行《商法》条例，与《户婚》、《杂律》等并列，专为规范商事活动，明确买卖、借贷、合伙、运输、仓储、票据、市舶（海外贸易）诸事之权责利，定纷止争，保护商贾合法经营，促进货殖流通，充盈国库，此乃永昌新政题中应有之义，亦为万民之福也！”
刘晏的话音刚落，馆内便如冷水滴入热油，瞬间炸开。
“荒诞！”徐文远第一个拍案而起，老先生气得胡须直抖，“士农工商，四民之序，自古而然。商者，通有无而已，贱业也！岂可专为之立法，使其与士农并列于律典？此乃本末倒置，败坏风俗！圣人之教，重义轻利。若专立商法，岂不是鼓动天下人弃本逐末，汲汲于锱铢之利？长此以往，人皆重利轻义，礼崩乐坏矣！”
另一位出身清河的学者崔沔也摇头反对：“刘员外郎只见商利，不见其害。商人重利轻别离，父子兄弟，计算锱铢。其性狡诈，其行投机。若以国法专为护佑，则彼等更无忌惮，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盘剥小民，甚至交通王侯，干预朝政！前汉晁错《论贵粟疏》有言：‘商贾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此乃与民争利，动摇国本之蠹虫也，安可立法以滋其势？”
支持“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的学者不在少数，他们引经据典，从《论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管子》的“务本去末”，将商业视为破坏自然经济、腐蚀淳朴民风的洪水猛兽，对专门立法保护商事活动，表现出极大的警惕和抵触。
但这一次，刘晏并非孤军奋战。一些较为务实、或出身庶族、对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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