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国计民生之商事活动，确立一套明确、稳定、可预期的规则。其目的，非为鼓励人人逐利，而是为了定分止争，降低交易耗费，保护正当经营，打击奸诈不法。如此，农可安其耕，工可精其艺，商可通其货，各得其所，天下乃治。至于徐公所忧之风俗，崔公所虑之国本，法条之中，自可加以引导和约束。例如，严禁官员经商、限制商贾奢侈、打击囤积居奇、确保粮帛等民生根本物资流通稳定等，皆可载入商法，使其利归于国，惠及于民，而防其弊。”
狄仁杰这番“因势利导”、“筑渠规水”的比喻，高屋建瓴，既承认了商业活动的客观存在和重要性，又强调了法律规范的必要性和引导性，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本末”之争。他将“立法”本身，从“鼓励商业”的道德争议，拉回到了“规范行为、稳定秩序、有利国家”的实用层面，使得反对者一时难以从道德高地上直接驳斥。
接下来的具体起草工作，更为繁琐和充满技术性挑战。刘晏无疑是主力，他广泛收集了前代有关“市易”、“钱债”的律令格式，以及民间通行的各种“市券”（契约）范本、行会规约，并结合大量实际案例，开始草拟《商律》或曰《永昌商法》的框架。
争论在每一个细节上继续：
• 关于“商人”身份：是否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商人”？如何界定？是按户籍（市籍），还是按实际行为？最终，草案倾向于采用相对宽泛的“凡以买卖营利为常业者”的行为定义，淡化世袭的“市籍”歧视色彩，但同时也规定商人需在官府“注记”，以便管理和征税。
• 关于“契约”：这是商法的核心。草案详细规定了买卖、借贷、租赁、寄托（仓储）、承揽（运输加工）、合伙等多种契约的基本要件、格式、见证、违约责任等。尤其强调了“两和立券，依券履约”的原则，鼓励使用书面契约，并对“违契不偿”规定了明确的罚则和官府强制执行的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相对弱势的借方、承租方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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