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许永远不会再尝试用“新法”保护自己。
更多的，是漠然。集市上，官府张贴的、配有简易图画的“新律要略”告示前，偶尔有人驻足，但大多只是看个热闹，识字者念上两句，周围人听听也就散了。对于绝大多数升斗小民而言，什么“契约精神”、“诉讼程序”、“平等保护”，远不如今天的米价、明日的天气来得实在。他们依然遵循着古老的习惯：有事找族长、找乡老；遇上官司，要么认命，要么倾家荡产去“打点”；“法”这个字，对他们来说，更多意味着枷锁和鞭子，而非保护和依凭。
暗访归来的李瑾，常常独自坐在东宫书斋，对着摇曳的灯火，陷入长久的沉默。那些底层百姓茫然、麻木或畏惧的脸，那些胥吏熟练的敲诈勒索，那些官员表面恭敬、实则敷衍的姿态，与文学馆中那些慷慨激昂的辩论、字斟句酌的律文，形成了刺眼而令人无力的对比。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在巍峨的庙堂与尘埃般的民间之间，横亘着怎样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那道鸿沟，由千百年形成的习俗、由根深蒂固的利益结构、由无数官僚系统的惰性与恶意、也由普罗大众的知识匮乏与无力感共同浇筑而成。一部精心修订的法典，几声自上而下的诏令，就想跨越它，何其天真！
“殿下是否感到沮丧？”一日，狄仁杰来访，见李瑾对着窗外暮色出神，轻声问道。
李瑾回过头，脸上已没了初时的激愤，只剩下一种沉静的疲惫。“狄公，我曾以为，革除旧弊，颁行新法，便如同修筑水渠，只要设计得当，用力开挖，活水自然能灌溉四方。如今看来，我修的或许不是水渠，而是想在一片早已板结、沟壑纵横的古老土地上，重新规划江河的走向。非但旧有的沟壑阻力重重，便是那土地本身，也似乎并不渴求新的水流。”
狄仁杰在对面坐下，苍老的脸上露出理解的神色：“殿下能作此想，便是进益了。法治，非仅是一套条文，更是一种秩序，一种习惯，一种深入人心的信念。 条文易改，秩序难移，习惯难变，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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