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
一日，她负责校订的一段关于前朝后妃干政的记载，原文含糊，她根据多方史料，提出了一处存疑，并附上了自己的考证依据，按例呈送给直管她的著作佐郎。那位佐郎大人瞥了一眼，不置可否，只淡淡道：“崔校书倒是细心。不过，前朝旧事，多有隐讳，未必需要如此较真。按原样录之即可。” 崔清韵还想分辩，对方已摆摆手，示意她退下。那是一种温和的、却不容置疑的否定，潜台词是：做好你分内的事，不必“多事”。
崔清韵明白了，在这里，她的“才学”或许可以被承认，但她的“见解”和“主动性”，是被警惕和限制的。她就像一件精美的瓷器，被摆放在一个显眼却无用的位置，供人观赏、品评，却绝不容许她发出自己的声音，更遑论参与真正的决策。
类似的境遇，也发生在其他女科出身的官员身上。苏琬在弘文馆，同样被“妥善”地安排去整理诗赋文集，远离经世策论的讨论；林氏在司农寺，被分派去核对陈年旧账，接触不到实际的农桑管理；其他人等，或在著作局整理档案，或在太医署协助整理医案，或在宫中内侍省下属的某些闲散部门。总之，她们被“安置”了，被“供养”了，但也被“隔离”了。朝堂上下，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让这些女官存在，以彰显天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怀，但绝不让她们真正触及权力的核心，甚至不让她们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这是一种温和的、制度性的排斥。
武则天对这一切洞若观火。她并未急于动作，只是冷眼旁观。她在等待，也在观察。观察这些女官在压力下的表现，观察朝臣们容忍的底线，也在观察，谁是可造之材。
机会出现在永昌四年春。一场关于江淮漕运新法利弊的争论，在政事堂的小范围会议上陷入僵局。新法推行以来，漕粮损耗有所降低，但沿河州县胥吏借机盘剥、滋扰商民的现象时有发生，朝中反对新法者趁机攻讦，要求恢复旧制。支持新法者则认为弊端是执行问题，非法本身之过。双方争执不下，主持议事的宰相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