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露不豫，认为此论动摇国本，有损国威。一位礼部侍郎立即驳斥：“荒谬！夷狄之长，不过器物技巧、奇风异俗，或有一得之见。然则，论礼乐教化、人伦纲常、政治制度、文章华彩，孰可与我中华媲美？ 我朝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之大道，有诗书礼易春秋之元典，有律令格式之完备，有衣冠文物之粲然。此乃文明之体，根本所在。夷狄或有奇技，然无此根本，终是枝蔓浮萍，或可称奇，不足为道。譬如拂菻，虽有元老院，然其国数分东西，皇权更迭频繁，内斗不休，岂如我朝一统，天子垂拱而治？大食虽地广兵强，然其教严苛少文，排斥异己，岂如我朝儒释道三教并存，文质彬彬？天竺虽佛学精深，然其种姓森严，贵贱天定，岂如我朝科举取士，英雄不问出身？ 故我华夏文明，体用兼备，本末兼赅，不独为天下中心，实乃文明之极则，万邦之楷模！**”
这位侍郎的言论，代表了朝中大多数士大夫的心声。他们承认外部世界有可取之处，但坚决认为，在文明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道德高度上，华夏文明仍****，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感，并非完全建立在无知之上，而是基于对自身文明体系的深刻理解与自豪。
接着，一位参与“异域文献馆”译介工作、见识更广的弘文馆学士发言，他的观点更为辩证：“侍郎所言，道出我文明根本之优，确为的论。然，亦不可小觑诸国文明之长。拂菻法律之缜密，大食算术之精妙，天竺因明（逻辑）之严谨，皆可补我之不足。我以为，今日之‘中心’，非谓地理之正中，亦非谓文明之独尊，而是文明汇聚、转化、创新之高地，秩序制定、价值辐射之源点。我朝之盛，在于能以博大之胸怀，吸纳四方精华；以深厚之根基，消化异质养分；以高明之智慧，熔铸创新，自成伟器。譬如冶铁，四方贡献矿石，我以高明炉火，炼出精钢。矿石虽来自四方，然精钢为我所铸，其利天下。此方为新的大唐中心论——我朝乃文明熔炉，天下枢纽，非唯受四方来朝，更在化四方之资，成天下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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