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经义策论之外，当增‘实务’一科，试以钱谷、刑名、河工、算术等，以拔擢干才，非仅文士”；关于“两税法推行，清丈田亩为基，然豪强隐匿、胥吏舞弊，其害甚于旧制。当设‘巡检御史’，专司核查，许民告发，重奖实报，严惩勾结”；关于“市舶之利，当与沿海州县民生相济。可设‘市舶学堂’，授蕃语、航海、货殖之学，使利不尽归蕃商与豪贵，亦可养我唐民之技”…… 其中许多想法，与他和母亲、狄仁杰等人正在斟酌或已初步推行的措施不谋而合，甚至更为具体、更具操作性，有些角度甚至是他未曾深入考虑过的。
第二部分“外邦之交融与自持”，则充分展现了李昭开阔的视野和清醒的头脑。他热情赞扬了引进阿拉伯历法、医药、几何学（“泰西算学，其法精妙，可补《九章》之未逮”）的举措，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圣人不耻下问之遗风”；但也敏锐地指出了潜在风险，如“景教、祆教等，其教义与我儒释道迥异，信众日增，恐有‘以夷变夏’之虞。当明定其传教界限，不得诋毁我礼法，不得干预讼狱，更需防其与地方豪强、蕃商勾结”；又如“蕃货奇巧，固可悦人，然奢靡之风不可长。当倡‘黜华崇实’，重我桑麻陶瓷之本，使奇技淫巧不为害”。最后提出“交融之道，在取其精华为我用，守我礼法根本，自信而不自大，开放而有藩篱”，见解深刻，发人深省。
第三部分“继统之选贤与育才”，则让李瑾的心紧紧揪起，又是欣慰又是无比酸楚。李昭在文中，以一个储君的身份，坦然讨论了自己若日后继位，将如何施政，如何选用人才，如何教养皇子（即他自己的子嗣）。他特别强调“储副之教，非独经史，当令其知民间疾苦，晓吏治得失，观四方风物， 如此，方不为深宫所囿”；“择贤臣以为师友，非仅授业，更在熏陶品性，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可不慎”；甚至提到了“宗室子弟，若才堪用，当量才委任，使不至坐享富贵，而生怨望或颓靡之心”。通篇没有一句自矜，只有冷静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责任，字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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