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这江山社稷，这‘永昌’之政，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人，哪怕那个人是你，是我，或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继任者。”
李瑾默然片刻，缓缓点头：“母亲所言极是。儿臣近来亦在思索。昭儿遗稿中，多言制度、言法度、言育才、言民心。他所思所虑，非仅一时一世一人之功，而是欲奠定长久之基。 或许，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找到下一个他，而是将他所念所想，那些经世济民的良法美意，尽可能地化为不易更张的制度，融入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让后来者，无论贤愚，只要循此道而行，便能大体不差，国祚可延。”
这是理念上的一次关键飞跃。从寻找、培养、依赖一个“理想的人”，转向构建、完善、依赖一套相对稳定、可持续的“理想的制度与风气”。他们依然重视继承人的选择（“选贤不选长”即是证明），但已不再将其视为唯一的、决定性的希望。他们开始更加注重“事”的推进与“制”的建立，希望通过制度和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改革成果，来约束、引导甚至塑造未来的继任者，降低对继任者个人能力的绝对依赖。
其次，是政治策略的进一步成熟与务实。 经历了丧亲之痛和立储风波，武则天与李瑾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沉稳、务实，且善于妥协与平衡。他们推进新政的决心丝毫未减，甚至因“继承昭儿遗志”的使命感而更为坚定，但手段上却更加圆融。
例如，在推行“增实务之科”改革时，面对朝野（尤其是士林）巨大的阻力，武则天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一味强硬压制。她一方面坚持改革的核心原则不动摇——提高实务策问比重，设立明法、明算、明工诸科，给予及第者同等出身；另一方面，也做出了策略性让步。她同意在明经、进士科中，依然保留相当分量的经义考核，以安抚保守派；她下令国子监增设实务课程的同时，也大幅增加了对传统经学研究的资助与褒奖，并亲自遴选了几位德高望重的大儒入弘文馆、崇文馆为诸皇子讲经，以显示对儒家经典的尊重并未改变。她甚至亲自接见了几位激烈反对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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