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典制。规定日后国家大典、祭祀、宴飨，海外藩国使节需在仪仗、班次上予以体现，其贡品需在“四夷贡物”中单独陈列、重点展示。史馆、起居注、各地州县志，被要求详细记录各藩国“慕化来朝”、“献土称臣”（尽管实质是分封）的事迹与贡品。钦天监被要求将新测绘的澳洲、美洲部分海岸线及藩国据点，正式标注、命名，补入《皇唐坤舆全图》，并绘制专门的《海外藩国图说》。这些举措，旨在从意识形态和舆论上，将海外开拓成果固化，塑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宏伟气象，激发臣民的帝国自豪感与开拓精神。
其次，是民间层面的巨大反响与连锁效应。
朝贡盛况与各藩（尤其是“金山”）的财富传闻，通过官员口耳、邸报摘抄、说书人的演绎，迅速从洛阳扩散到全国，尤其是东南沿海港口地区。
“知道吗？澳洲那地方，有种巨兽，腹有皮袋，可育幼崽，一跳数丈！贡来的皮子，暖和得紧！”
“美洲才是真宝地！河里沙中，尽是金沙！金山王殿下的人，拿个盘子在水里淘淘，就能淘出金粒子来！朝廷这回可发了！”
“文莱、星洲也不差啊，香料宝石堆积如山！去那边做买卖，听说一年可抵十年辛苦！”
茶楼酒肆，市井街头，海外奇谈与致富神话交织发酵。一股前所未有的“出海热”、“闯荡热”在民间，特别是沿海地区、土地匮乏的内陆山区、以及社会底层渴望改变命运的人群中，悄然涌动。虽然远航的风险众人皆知（海难、疾病、水土不服、蛮荒之苦），但“澳洲授田百亩”、“金山淘金暴富”、“南洋商机遍地”的诱惑实在太大。许多地方，特别是福建、两浙、岭南沿海，开始出现自发结社、集资购船、准备追随藩王脚步或自行出海闯荡的民间团体。朝廷对此，一方面乐见其成——这可以缓解人口压力，加速海外开发；另一方面也开始警惕，下令沿海州县加强管理，出海必须经市舶司核准，领取“船引”，严禁私自打造大船、勾结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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