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自不必说，那种颠覆性的思想足以让任何熟悉历史与经典的士人魂飞魄散。但兴奋，则源于一种智识上的巨大冲击与诱惑。他反复琢磨李瑾那日的话语，那些关于“家天下之弊”、“权力制衡”、“公议决策”的片段，像一把钥匙，无意间打开了他心中某个一直被传统教条封锁的角落。
他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更为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他所熟知的经史子集。尧舜禅让，真的是简单的“公天下”吗？周召共和，其“共和”究竟是何含义？后世儒生对“三代之治”的美化，其中有多少是理想化的构建？汉唐盛世之下，权力争斗的血腥与制度缺陷，是否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更重要的是，李瑾所描述的那种“虚君”而“实治归于公议”的朦胧蓝图，虽然惊世骇俗，但其背后对“长治久安”、“避免周期循环”的追求，不正与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最高理想，有着某种隐秘的、扭曲的共鸣吗？
这种隐秘的兴奋与思考，促使张柬之在一个雪后的下午，再次来到上阳宫求见李瑾。这一次，他借口呈递新整理的海外舆图与风物志。当书房中只剩下他们二人时，张柬之没有直接询问那些禁忌话题，而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提起了《贞观政要》中记载的太宗皇帝与魏征、房玄龄等人关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君臣共治”的讨论。
“殿下，”张柬之斟酌着词句，“太宗皇帝尝言，‘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又常令群臣直言进谏，设置政事堂，使宰相共议国是。此等举措，是否已有……稍分君权、共商国是之意？与古之‘明堂议政’、‘三公坐论’，似有相通之处？”
李瑾何等敏锐，立刻听出了张柬之的弦外之音。他深深看了张柬之一眼，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那种熟悉的、混合着求知与不安的炽热光芒。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走到书案前，铺开一张宣纸，提笔蘸墨，缓缓写下八个字：
“始于毫末，成于渐积。”
然后，他又在另一张纸上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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