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看似随意的感叹，留意狄仁杰、张柬之等人觐见时的微妙气氛。她将自己听到的、看到的碎片，默默记在心里，试图拼凑出一个模糊的图景。她隐约感觉到，似乎有一种关于权力本身、关于帝国未来根本走向的、极其重大的思考，正在最高层极小的范围内，悄然发生。这种感知，让她在处理政务、传达旨意时，更加谨慎，也更加留意那些涉及制度、涉及权力分配的奏疏和讨论。思想的种子，以一种近乎直觉的方式，在这个未来可能对朝政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心中，投下了一道极淡、却难以抹去的影子。
第三个圈子，则源于一次看似偶然的、跨越阶层的对话。
李瑾虽深居简出，但并未完全断绝与外界的思想交流。他偶尔会以探讨学问、鉴赏书画的名义，召见一些他认为有潜质、思想不那么僵化的年轻官员或学者。其中有一位，是刚从岭南某州调入京师，在弘文馆担任校书郎的年轻官员，名叫王琨。此人出身寒微，但学识渊博，尤其对历代典章制度沿革颇有研究，文章中常有些不同于流俗的见解，引起了李瑾的注意。
在一次关于汉代“刺史”制度与唐代“观察使”制度异同的讨论中，王琨直言不讳地指出，汉代刺史本为监察官，权重而位卑，易于制衡；而唐代观察使逐渐兼领军政，有尾大不掉之患，根源在于“权责界分不明，制衡之道渐弛”。李瑾听后，不动声色地追问：“依你之见，如何明晰权责，强化制衡？”
王琨年轻气盛，也未深想，便引经据典，从周代六官分职，谈到秦汉三公九卿，又谈及本朝的三省六部制，认为“分权制衡，贵在名实相副，各有专司，互不统属又相互牵制，更需有超越各司之上的常典明法以为遵循，不因人而废，不因事而改”。虽然他的论述完全是在传统“明君贤臣”、“良法善治”框架内，强调制度设计的重要性，但其内核——“分权”、“制衡”、“常法至上”，却与李瑾思考的某些方面不谋而合。
李瑾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勉励了几句，赏赐了一些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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