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看到，也大多会以为是老生常谈的儒家“法先王”、“重法度”思想，或对远古理想时代的模糊追忆，不易引起特别的警觉。
另一部手稿，他命名为《守经达变刍议》。这更像是一部政策性、制度性的探讨文集，集中于如何在“恪守君臣大义”（守经）的前提下，进行具体的制度改良（达变）。里面详细论述了“扩大廷议范围，使更多贤能之士得预国是”的具体方法（如增加常参官人数，规范集议程序）；提出了“强化三省制衡，尤重门下封驳之权独立性”的建议（如规定非经充分讨论和宰相副署，皇帝敕命不得下发）；探讨了“明确律令权威，凡涉国本民生之大法，非经公议、明发诏告，不得轻改”的可能性（这已隐约触及“根本法”或“宪法”的思想边缘）；甚至委婉地提及“于州县之下，设乡老咨议之会，以通民情，以察吏治”的设想（这是“地方自治”或“基层参与”的微弱萌芽）。这些建议都被包装在“效法三代”、“遵循祖制”（尤其是贞观故事）、“裨补时阙”的外衣之下，看起来更像是老成谋国的改良建言，而非革命性的主张。他知道，即便如此，其中很多内容在当下也难被采纳，但至少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的思路，为后人留下了可资讨论的“文本”。
但最重要的遗产，并非这些具体的文稿，而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一种对帝制根本困境的揭示，以及一套或许能为未来提供另一种可能性的、极其粗糙的“思想工具”。
李瑾开始撰写一篇自序性质的长文，不打算收入任何公开著作，只作为给极少数“有心人”（或许只有张柬之，或许还有他暗中观察、认为可靠的一两个年轻学者）的私人信函或遗言。在这篇长文中，他不再过多描述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是着重阐述几个核心的、足以颠覆传统的“问题意识”：
1. “家天下”的传承风险：他系统剖析了将国家命运系于一家一姓、且依赖代代出贤君的脆弱性。引用大量历史案例，说明无论开国君主多么英明，制度设计多么完善，都无法保证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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